加拿大科学家因发现奥兹匹克所用激素而获奖

一位加拿大研究人员因发现用于糖尿病和肥胖药物的GLP-1激素（包括Ozempic， Wegovy和Mounjaro）而获得2025年生命科学突破奖，这些药物改变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

多伦多大学和西奈健康中心Lunenfeld-Tanenbaum研究所的内分泌学家和临床科学家Daniel Drucker博士与来自美国和丹麦的四位同事分享了300万美元的奖金。

他们都参与了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和礼来（Eli Lilly）生产的著名药物的开发。德鲁克和三位共同获奖者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发现了胰高血糖素样肽-1。另一位获奖者是诺和诺德公司（Novo Nordisk）的洛蒂·比耶尔·克努森（Lotte Bjerre Knudsen），她领导了将其开发成药物的工作。

突破奖通常被称为“科学界的奥斯卡”，周六在洛杉矶颁发了包括基础物理和数学在内的奖项，以及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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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基金会表示，设立这些奖项是为了“庆祝我们科学时代的奇迹”。另一位加拿大人，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Maaike van Kooten，与两位国际同事分享了10万美元的物理学新视野奖，以表彰他们在光学观测系外行星方面的工作。

在颁奖前一周的一次采访中，德鲁克说，这个奖项很有意义，因为它是由其他科学家颁发的，“在科学界得到了很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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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学生和实习生，像这样的奖项告诉他们，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我认为这对士气和年轻人来说都是件好事。”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在波士顿的一个实验室开始研究胰高血糖素样肽的基因测序，然后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继续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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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谈到了早期的情况，他认为由此产生的药物如何改变了世界对肥胖的看法，以及GLP-1未来可能解决的其他健康问题。

CP：当你开始在波士顿的实验室工作时，你为什么要研究这种特殊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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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当时实验室里大概有十几个项目。所以有些人在研究脑垂体激素。有些人在做基本的细胞生物学项目。其他人在研究不同的基因胰高血糖素是实验室的项目之一....当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说：“好吧，德鲁克，你研究胰高血糖素基因。“（它）可能是另一个基因（和）你永远不会再收到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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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有没有什么关键时刻让你觉得，“哇，这是件大事？”

德鲁克：我不认为有什么“我找到了！”但我要说的是，当我有一天走进实验室，发现我的笔记本不见了时，我才意识到它的潜在重要性。我说：“天哪，有人闯进实验室偷走了我的笔记本。”结果证明不是这样的——我的导师乔尔·哈伯纳（Joel Habener）（他也是我的获奖者）拿走了我的笔记本，因为他对我的研究结果感到非常兴奋，想申请一项专利。

CP：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多伦多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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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1987年我回来了....1996年，当我们和其他人发现GLP-1抑制食物摄入时，那是在我在多伦多的实验室里，我们做了关于心脏病，炎症，肾脏疾病和肝脏疾病的实验。我在这方面已经研究了40年。

CP：诺和诺德（Ozempic和Wegovy的制造商）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

德鲁克：我认为大公司，诺和诺德和礼来，甚至其他公司从一开始就试图开发基于GLP-1的药物....但我们从一些痛苦的教训中学到，如果你过快地给予过多的GLP-1，人们会呕吐。现在还是副作用，对吧？有些人只是感觉不舒服，他们有恶心和呕吐。所以制药行业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如何让GLP-1持续更长时间，这样它就不会被分解，如何开始时只给少量的GLP-1，如何慢慢增加剂量，等等。这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CP：你现在在研究什么？ GLP-1药物还有哪些其他应用？

德鲁克：如果我们只看过去几年，除了降低血糖和减轻体重之外，我们还看到这些药物降低了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降低了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对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的人有帮助，减少了关节炎患者的残疾，防止了严重的代谢性肝病的发展。在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物质使用障碍方面也在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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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看着这个，我想，“哇，这是怎么发生的？GLP-1在大脑、血管或肾脏中有什么作用来改善这些器官的健康？”所以我们真正关注的是GLP-1的这一方面，包括GLP-1如何减少炎症，我们认为这是GLP-1带来的好处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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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GLP-1药物是否能减轻体重或控制糖尿病，从而改善心血管健康，从而对心血管有益？

德鲁克：我们开始看到的是，在许多试验中，这些益处与减肥或血糖控制并不严格相关。所以毫无疑问，如果你患有2型糖尿病，让你的血糖正常，如果你的体重过高，减轻体重，这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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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实际观察这些试验时，我们看到谁有好处，谁没有，血糖控制或体重减轻并不是完全相关的。所以我们认为，GLP-1的独立作用，可能是通过减少炎症，这也是有益的。这正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试图研究的。

CP：我们现在看到了看待肥胖的文化转变。你怎么看？

德鲁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讨论。所以让我们假设10年前，我们有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运动，它是“任何规模的健康”。不要关注你的体重本身，关注你的健康，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信息。其中一部分信息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除了减肥手术，让人们变得更健康，也许体重更低....在社会上，往往有一部分人看着肥胖的人说，“你知道，这只是意志力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想减肥，你是可以的，只是你没有努力而已。”或者“你太懒了”，或者你知道，“你太弱了。”我们知道，我们在临床实践中看到的许多人都在非常减少卡路里的饮食，锻炼，做我们要求他们做的一切。但他们的大脑却在捍卫更高的体重....现在有了GLP-1药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减肥。我认为这是非常强大的，因为那些以前挣扎着自己做不到的人现在可以减掉10磅，15磅，20磅，30磅，5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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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你对那些可能不需要这些药物的人使用这些药物有什么恐惧或想法吗？

德鲁克：嗯，你在和一个担心一切的人说话，所以我当然有担心……

这有点像《饥饿游戏》。人们不得不给六家药店打电话，找到一家有一个月药量的药店，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到那家药店去买药，这不是很好。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看到其他人因为哈里叔叔的婚礼两个月后就要举行了，他们只是想减掉一点体重，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哈里叔叔的婚礼上看起来更健康——你知道，作为一名医生，我说，“等一下，这个患有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的人需要这些药物来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也许社会应该优先考虑这一点，而不是你在哈利叔叔的婚礼上打扮得好一点。”这是一个难题。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这些药物非常昂贵。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药物计划。我们并不是每个药品计划都同意报销药品....

最后，我们没有对没有糖尿病的更健康的人进行临床试验，没有对体重更高的人进行研究，“嗯，这组人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吗？”它们没有在临床试验中被研究过。我们应该担心什么吗，当你想减肥的时候，断断续续地服用药物，这样健康吗？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我们对这些药物的安全性所不了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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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篇幅和清晰度，本采访由加拿大新闻社编辑。